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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部在全国设立的惟一一个法医学重点实验室———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科，每年接受个人委托进行亲子鉴定的数量占到了总鉴定量一半左右。近些年来，个人委托鉴定数量大幅攀升，仅2003年一年就有近100例。而从今年前三个月的鉴定情况来看，增长势头仍在持续，仅3月份一个月就接受了十多例委托。预计，今年接受的dna亲子鉴定数量将会突破百例！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现象，亲子鉴定凸显出重重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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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要走进那洞大门
花了很长时间，记者艰难地“摄”下我们身边的一组光怪陆离的亲子鉴定镜头：
镜头一 我市一对恩爱夫妻，通过丈夫朋友的介绍，收养了一个男孩。共同生活三年后，原本美满的婚姻出现危机。已和孩子建立起深厚感情的女方，虽有意继续抚养孩子，但对丈夫极度不信任的她，怀疑丈夫与朋友串通，将在外面的私生子收养回来。通过dna亲子鉴定，确认养子不是丈夫的亲子后，这位妻子重新“高兴”地承担起对孩子的抚养。
镜头二 一位在外打工的农民回家后发现，孩子的模样虽与自己相像，可妻子和小叔子的关系却比和自己还要亲密。被疑虑折磨得苦不堪言的他只好带着自己出生没多久的孩子悄悄地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孩子为其弟亲生。
这是最近的一个镜头，2004年4月14日下午，我市某县法院审判庭，一件孩子是否为丈夫亲生而引起的离婚案件正在审理。作为原告，丈夫向法官诉说了妻子婚前的种种不是，特别是其行为如何不检点。他说，2002年4月结婚至次年3月孩子问世期间，自己有多半的时间在外地打工，故希望通过法院申请做dna鉴定，确定现已一岁的孩子是否为自己亲生；而被告，没有工作，丈夫又不愿支付抚养费，身心憔悴的她只好一个人艰难地承担起养育孩子的重任。为了名誉的清白，她与丈夫对薄公堂。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位母亲，她面临的压力和受到的煎熬，外人无法体会。
……以上林林总总，都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这是一个隐私“雷区”，或者盲区。
谁是这孩子的爸爸
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在美国马里兰州一条高速路旁，有一幅引人注目的dna亲子鉴定广告。“谁是这孩子的爸爸？”大家熟悉的蒙娜丽莎的画像广告牌高高悬挂，广告上的她却身怀六甲，向所有过路人微笑。
在我国，能够做dna亲子鉴定的机构，还没有勇气挑战人们的传统思想，做如此公开的宣传。可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申请做亲子鉴定的人数正在逐年攀升。这在江、浙及南方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去年，仅广州中山大学法医系一家，所做的鉴定数量就超过了1000例。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科作为国家卫生部在全国设立的惟一一个法医学重点实验室，现承担着我省绝大部分亲子鉴定的化验工作。据该实验室的赖主任介绍，法医系开展亲子鉴定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面向社会接受个人委托后，个人委托的鉴定数量就占到了一半左右。与往年相比，2003年的鉴定数量已有大幅攀升，接近100例。截至今年前三个月的鉴定情况来看，仅3月份一个月接受的委托就有十多例。他预计，今年接受的dna亲子鉴定数量肯定会突破百例。
此外，从历年鉴定情况看，个人提出鉴定委托者，女性偏少，男性占绝大多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青海、宁夏、甘肃、河南、山西和四川等周边省份。据赖主任分析，这部分人之所以不远千里来西安做鉴定，主要是基于亲子鉴定在当地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谁在戕害着我们的孩子
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dna亲子鉴定技术目前主要用于刑事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确定；帮补确认遗产继承；离婚时确定过错方等情况。单从以上方面讲，该技术的应用十分有益。但在那些单纯确定亲子血缘关系的个案中，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则确定无疑。
西安就曾发生过这样一幕：当着孩子的面，女方对男方大吼：“让你给抚养费没有钱，做亲子鉴定的钱却有！”在旁边的孩子目睹这一切，心灵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
由于技术需要，孩子是一定要到现场抽取体液的，但他们多为未成年人，而且年龄普遍偏低。无论南北，鉴定的结果出台后，年幼的孩子往往要面对戏剧化的场面：妈妈嚎啕大哭、爸爸不断道歉的，自己一定是亲生；若爸爸摔门而去，妈妈默不做声，那自己的爸爸可能就另有其人了。据了解，不少丈夫一贯“保持”好爸爸形象，偷偷瞒着妻子带着孩子做鉴定，然后又不声不响回家。他们做鉴定的目的，并不是要和老婆理论，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弄个明白。
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大学老师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与老婆离婚。后来他回到学校，怀疑孩子不是自己亲生，提出做亲子鉴定，结论是孩子为其亲生。他不信，还问“是不是为了安定团结，不是我的孩子也说是我的？”
陕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侯炎律师曾多次代理过亲子鉴定案件。从母亲的角度分析，她认为，提出亲子鉴定一定要十分慎重，不能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否则就是对婚姻家庭的极端不负责任。
建立一个家庭，信任是关键，感情等因素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然而，无论鉴定结果怎样，在信任关系已经荡然无存的现实中，孩子显然成了检验夫妇彼此忠诚的“试金石”。
试管中是“亲情”还是“忠贞”
亲子鉴定在国外很少被用来检验配偶的忠诚度，据一家“周刊”刊载，它一般只会出现在两个场合：一是用于法庭，来判定财产继承或者争取孩子抚养费用；一是媒体拿来做节目：单亲妈妈从与自己有关联的男士中指认一位为孩子的生父，经当场鉴定后宣布事实真相。然而，看着身边日益增多的dna亲子鉴定，我们不仅要发出这样的疑问：鉴定的究竟是亲情还是忠贞？如果男方提出鉴定要求，但结果孩子确为自己亲生，那么这种鉴定无疑是对女方尊严和人格的极大伤害。
省社科院研究员杨明丽认为，亲子鉴定是一种生命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她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亲子鉴定的出现是一种进步，对亲子鉴定的困惑是外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产生碰撞的体现。
赖主任告诉记者，曾有这样一位老教授，他怀疑已上大学的儿子并非自己亲生。不顾妻儿生气甚至咒骂，年过半百的他坚持要求做亲子鉴定。然而，鉴定结果是儿子为自己亲生。可以预想的是，老教授原本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会是夫妻、父子间日日面对的尴尬。作为一项先进的科学技术，亲子鉴定在这种情况下必将摧毁温情脉脉的亲情。而且，这种摧毁往往是重如千钧，对所有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将无法用物质的东西进行量化。
走出科研的职业角色，赖主任说：“从事亲子鉴定十余年来，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切实地感受到人们心理所发生的危机，面对子女和自己的关系，很多双亲，特别是父亲表现得相当担心和焦虑。”其实，这种对于鉴定结果的担心和焦虑，往往缘起于对配偶忠诚度的怀疑。
未来我们能够信任谁
这两年，亲子鉴定的数量为何大幅攀升？赖主任分析，以前人们对亲子鉴定的知识了解甚少，现在了解多一些，肯定会产生这种数字变化上的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促使人们的思想开放程度提高，同时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更加频繁；作为前一个原因的延伸，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了，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知情权。
省社科院研究员杨明丽认为，攀升现象的背后有着很多值得探究的社会学和伦理学意义，频繁借助亲子鉴定这种极端方法获得知情权，反映出人和人之间信任程度的降低。亲子鉴定本来用于诸如医院抱错小孩、司法鉴定等特殊纠纷，并没有牵扯到任何关于人性伦理的问题。但如今，这种愈演愈烈的鉴定热潮，只能说明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濒临崩溃和传统信任差序格局的颠覆。
她坦言，这种人伦关系和家庭信任出现的危机，至少说明了两个不正常：中国传统的社会信用基于血缘和亲情，像公信这种社会信用的关键因素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本来就不是很发达，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使这一因素的功能日益减弱。社会信用出现问题，传统的信用观正在崩溃，新型信用观却尚待建立，其间出现了真空和断层。其次，目前性道德混乱，中国这个原本对性最保守的国家突然这么赤裸裸的面对性，一旦途径发生偏差就可能颠覆和瓦解原来的性道德观念，从而引起社会失范和亲情的完全解构。
记者接触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位怀孕月余的妇女因孕前和两个男人有过性关系，不知道孩子究竟是谁的，只好通过抽取羊水做亲子鉴定，若孩子为自己丈夫的，就留下来，否则就打掉。
法医学的亲子鉴定方法，常用而又比较准确的方法是血型鉴定和dna基因鉴定。在dna亲子鉴定过程中，按照正常程序一般要求抽取3份样本，2份分别交给两个实验小组各自鉴定，最后还要经过再次复核。从技术手段方面讲，目前被广泛采用的dna基因鉴定技术，肯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在99.99999999%以上，否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则更高，几近100%。
亲子鉴定具有公信力，其数量的攀升反映出当前中国家庭关系的不稳定。随着法制进程的加快，“人人都要知情权”，更何况在面对“骨血筋脉”这种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有着非同寻常意义的事情上。在而今“二奶”、“一夜情”、“婚外恋”等现象对传统家庭、婚姻关系产生巨大冲击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无可否认，亲子鉴定作为一种科学技术的应用手段，其适度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提高亲情信任度，有利于家庭、婚姻的持久和美满。然而，现实生活中如果滥用“鉴定”，并将其作为种种利益要求的筹码，则不仅仅意味着婚姻双方的不信任已经达到了极点，更意味着科学在现实物欲中遭遇的尴尬。
